我的父亲
父亲生于1947年，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
父亲有兄弟姐妹十四个，他排行十一，当时由于家境不好，其中八个因为饥饿和疾病等原因早早地就离开了人世，所以自我懂事起，我就只见过父亲兄弟姐妹六人。祖父祖母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过度，在我出生后的两三年内也相继去世，所以对祖父母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至今我只能从父母亲的描绘里想像他们的样子。据母亲说，父亲的性格比较像祖母，不说话的时候安静得像只小猫，一旦遇到兴趣相投的，那打开的话匣子就如倾泻而下的洪水，挡都挡不住。
父亲小时候读书很厉害，各门功课基本上都是满分，但在当时那个苦巴巴的年代，人人都在饥饿中挣扎，祖父祖母哪里还有钱供他去上中学？于是在上完高小后父亲便辍学了，在家帮祖父母干农活、挣工分。后来父亲经常跟我们说，但凡当时家里的条件稍微好一点，他都绝对不会放弃学业。
或许干农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过于沉重和枯燥，也或许是骨子里一直憧憬着山外不同的世界，十七岁那年，父亲毅然征兵入伍，远赴昆明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部队，只有高小文化的父亲可以称得上是能人。他从来没拜过师父，但却做得一手好泥工，木匠活也干得像模像样，甚至还给军马看过病。后来他自己说，当时在部队就是文化水平低了一点，如果懂英语的话，他也许早就成了一名响当当的兽医了。也许是因为自己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父亲对我们姐弟的教育特别重视。他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考上什么学校，他都会倾其所有送我们上学。
从部队转业后，父亲被分配在铁道部门的湘潭火车站工作，和昆明比起来，湘潭虽然离双峰老家近了很多，但在当时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要想经常回家看看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父亲极为孝顺，也因此深得祖父母的喜欢。每次回家，他都会从城里带一些被祖母称之为“稀罕物”的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陪祖父一起喝酒，而且经常像个孩子一样地喝醉。由于铁道部门特殊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在祖父母去世的时候，父亲都没能及时赶回来送最后一程，为此他伤心自责了很久。
虽然父亲有稳定的工作，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特别是1982年弟弟出生以后，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由于违反计划生育，单位要对父亲进行处罚。父亲是中共党员，鉴于他平常的优异表现（父亲工作尽职尽责，在这之前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还曾经因为挽救过一列火车立过特等功），组织上给了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党纪处分；我家有四个孩子，母亲又没有工作，单位为了照顾我们这个贫困家庭，给了父亲“留路察看二年，罚款200元”的政纪处分。那一年，我四岁，依稀记得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吃的米饭里时不时会掺入一些红薯或南瓜之类的杂粮。后来听母亲说，那个年代的200元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我家一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父亲在“留党留路察看”期间是没有工资的，单位只给他发放25元/月的生活费。每月25元钱对一个六口之家来说（两个姐姐正在上学，我也到了上学的年纪），无疑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父亲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卖力地挣钱。轮休的时候遇到有同事请假，他就自告奋勇去替班；只要一有空他就去车站旁的工地上搬运货物，或者捡拾铁路边的塑料瓶、废纸箱、编织袋等去废品店卖钱。母亲也没有闲着，每天起早贪黑，像个旋转的陀螺般一刻也没得歇息，刚除完地里的草，马上去田里给秧苗放水，回家随便扒拉几口饭，就又一路小跑去山上砍柴......我们姐妹几个很乖巧，不用母亲安排也懂得如何分担家务：大姐负责放牛、搂牛草、洗衣服、堆草垛，二姐负责做饭、带弟弟、煮猪食、挑水，我负责洗碗、剁猪草、扫地、喂猪等等。晚上吃过饭以后，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旁，妈妈边纳鞋底边跟我们讲父亲的故事，这个时候对我来说，简直就像过节一样，至今我都不能忘怀。
在农村，搞双抢和摘山茶籽那段时间，是全年最忙碌的时候。为了能赶在天晴的时候及时收割完稻谷，天还没亮我们就去田里开始劳作。到晌午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不停地朝家的方向张望，希望视线里突然出现父亲挑着箩筐的身影......割稻谷、打稻谷（脱粒）、挑稻谷（回家）、晒稻谷、收稻谷（入仓）、犁田、拔秧苗、插秧、施肥等等一系列紧张的农活刚刚告一段落，还来不及喘口气，就要准备采摘山茶籽了。我家有3亩多山茶树，每年能摘几千斤山茶籽，榨出来的山茶油色泽鲜亮，香味浓郁，除了预留好家里日常的炒菜用油，剩余的山茶油母亲会全部卖掉以贴补家用。但要将树上小小的山茶籽变成澄清透明的山茶油，其中的苦逼和劳累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山茶籽成熟以后挂在枝头，我们首先得爬到树上将它们一颗颗摘下来放到随身背着的布袋中，等布袋装满以后再下树，倒入早就准备好的箩筐里。两个箩筐装满新鲜的山茶籽后足足有150斤重，母亲得猫着腰走好几里山路将它们挑回家。一般情况下所有的山茶籽必须在一周内全部摘完，否则那些外乡人会把它们当做“弃漏品”（以为主人不要的）给摘走。如此，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母亲不仅要抓紧时间上树采摘，还得挑着重担在山与家之间来回往返几十次。每当看到母亲背都直不起来但依然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候，我的眼眶就泛红，心底最渴盼的就是父亲能回来帮忙......山茶籽挑回家暴晒几天后，厚厚的壳会裂开一条缝，我们就沿着缝隙用指甲把坚硬的山茶壳剥开，再用手指将里面的茶籽仁抠出来，茶籽仁晾晒几天变得又黑又硬以后，就可以挑到3公里外的公社油坊榨油了。那时，每次剥完所有的山茶籽，我们全家人的双手都是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那样的日子实在是太苦太苦了，苦得我至今都不愿再提及，因为每提及一次，我的心就隐隐作痛一次。
几年以后，父亲的工作单位从湘潭迁到了娄底。离家近了，父亲回家的次数相应地多了起来。以前我们大半年都照不了一次面，现在基本上每个星期就能见一回。父亲的工作岗位实行的是大四班轮流制，第一天上一个白班（08:00—20:00），第二天上一个晚班（20:00—08:00），然后休息2天，以此类推。娄底火车站离我家大约60公里，虽说不远，但由于交通不是很方便，说近也不近。父亲早上8点下晚班后不回宿舍，直接坐上8点整从娄底开往邵阳的火车（交通列车，每个小站都停，铁路职工可以免费乘坐），半个小时后在双板桥火车站下车。双板桥火车站离家大约15公里，如果父亲马不停蹄步行回家，大概需要3个小时，中午11点30分的样子能到家；如果运气好，路上遇到有班车经过，或许能早一个小时到家，但是这种情况不常见，因为如果不是特别赶时间的话，父亲是舍不得花那个车费的；有时为了帮双板桥火车站附近年迈的外公外婆干点体力活，比如挑水、挖红薯、做煤球等，那父亲回家的时间就不确定了。每次回家，父亲除了帮母亲分担点体力活，大多数时间都在补觉（上了一个通宵的晚班，然后连续赶好几个小时的路，到家不睡一觉的话身体受不了）。为了不打扰他休息，我们姐弟几个都会很懂事地不发出任何声响，或者干脆带着弟弟到地里去干活。或许是因为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太少太少，以至于我们四姐弟和他都不怎么熟络，更不要说亲热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米饭里再没有掺入红薯和南瓜，饭桌上偶尔也能看到肉和鱼了。或许是手头宽松了些，自那之后，父亲还特意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一个他亲手编织的竹篓。每次回家，后座上的竹篓总会带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那里面有时会装着果冻、桃子、奶糖、香蕉，有时会装着手套、围巾、糕点、苹果等我们农村孩子根本没有见过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有一次给我带回来一个“暖手宝”。当时的“暖手宝”真可以称得上是一款取暖神器，不仅小巧精致，可以直接挂在脖子上，而且可以视情况随时添加石棉，让保暖的时间更长（那时的冬天异常寒冷，为了御寒，其他孩子都是提着笨重的火箱去上学，因为没有木炭，没多久火箱就不保温，成了一个摆设）。每次从同学身边经过，我都会有意无意露出挂在胸前的暖手宝，每当这时，身后总会跟着许多双羡慕嫉妒的眼睛......从此，每到父亲的轮休日，我和弟弟早早地就坐在村口高高的草垛上，等待父亲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那是儿时难得的幸福时光。
为了不让母亲继续没日没夜地操劳，在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我们全家都接到娄底城里去住。这个消息无疑让我有点始料未及，心里既惊喜又惶恐。惊喜的是以后我不用再干那么辛苦的活，还可以每天吃父亲自行车后座上那些好吃的了；惶恐的是我一个农村孩子，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城里的孩子会和我做朋友吗？踌躇纠结间，父亲已经替我们姐弟办理好了转学手续，并当机立断将家里的房子也卖了。
为了让我们尽快熟悉城里的生活，周末轮休的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去放风筝、划船，或者去铁路俱乐部玩一些在我们看来很“高大上”的娱乐项目，比如溜冰、弹吉他、看电影、打乒乓球、桌球、篮球、保龄球等；遇到特定节假日，父亲还会带我们去吃冰糖葫芦、观灯展、猜灯谜、看赛龙舟。我非常喜欢城里的生活，因为它让我体会到了农村孩子完全体会不到的舒适与惬意：每天放学回家，母亲已经做好了可口的饭菜，就只等着我们大快朵颐；嘴馋的时候，我会偷偷跑到车站的空调候车室，去找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姐给我买各种好吃的；无聊的时候我就躺在房顶的长凳上，叼着棒棒糖在夕阳的余晖中悠闲地听火车进站的声音.....
晚秋，一个周末的午后，碧空万里，微风习习，弟弟拿着父亲给他新买的玩具和我一起到房顶上消磨时光。“以后我想在火车上当一名服务员，这样我就可以每天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了。”望着绿色的“长龙”在悦耳的轰鸣声中缓缓驶出车站，我若有所思地说出了我的“远大理想”。“好，那我长大以后就做一名火车司机，开着火车带你看遍全世界！”弟弟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坚定而刚毅。那一年，弟弟十岁，我十四岁。
父亲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当年违反计划生育，单位除了要父亲缴纳巨额罚款，还征收了14年多子女费，之后的评先评优更是和父亲完全沾不上边，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对他长达几年的“批斗”——父亲必须在每次的交接班时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做检讨。尽管如此，父亲依然心怀感恩。他经常对我们说：“当年，我是一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苦孩子，能走出大山，是部队给了我重生的机会；之后，我违反计生国策，单位为了照顾我，保留了我的工作，这相当于给了我第二次重生的机会。这些恩情，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在心......”或许是潜移默化中受父亲的影响，长大后，我们姐弟四人组建的小家庭或多或少都与部队和父亲所说的单位存在着某些关联：大姐嫁给了一名现役军官，二姐夫是铁路工人，我和老公也是在部队结缘的，弟弟成了一名火车司机，实现了他最初的梦想。
退休后的父亲是快乐的，这得益于他有一个好身体。到现在七十多岁的父亲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还在铁路旁边开垦了好几块菜地，每到蔬菜瓜果成熟的时候，父亲都会坐4个小时火车给我和孩子们送一些来。我怕他年纪大了吃不消，叫他不要那么劳累，但父亲却乐此不疲，总是以“自己种的吃着放心”来搪塞我。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也爱上了种植绿色蔬菜，豆苗、萝卜苗、生菜、辣椒、大蒜、葱、空心菜......我家阳台上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有机蔬菜妩媚动人的身影。
